中国古代都吃些什么?

不好意思,我只能提供给你明朝时的资料


此文据 腾新才《且寄道心与明月——明代人物风俗考论》写成。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乱之后建立起来的明朝,生产亟待恢复,社会经济尚未复苏,太祖出身农家,幼年饱受饥寒之苦,家破人亡之痛,他在位期间大力提倡节俭之风,为天下树立榜样。明朝初年的社会风气十分勤俭朴素,据陆容《菽园杂记》记载,当时江西人吃饭,为了省菜,第一碗不许就菜。吃到第二碗才准许夹菜。吃肉只买猪内脏,一是因为猪内脏便宜,二是内脏没有骨头,吃起来不会浪费掉。江西人摆在酒席上的果盘纯粹是一种装饰作用,只有最中间的果子可以吃,其他水果用木头雕刻而成,外面再涂上油漆,只能看不能吃。就连祭祀用的食品也是临时从食店里租来的,祭祀完了再还回去。
但到了明朝中期以后,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祖宗的那种勤俭过日子的习惯慢慢被人们淡忘了。
据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七《南都旧日宴集》记载,明英宗年间,南京请客吃饭,七八个人围坐一张八仙桌,只上四盘菜,外加四碟小菜,酒只有两大杯,供在座的人轮流饮用,不上果盘;十余年后,南京人饭桌上的酒增加到了四杯到八杯,请客的程序也变得稍微复杂,主人需要提前一天告知客人,当天早上再去请一次;又过了十余年,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请客的程序更加讲究,由口头告知变成了书面邀请——请帖长五分,宽一寸三四分,上书“某日午刻一饭”。孝宗弘治年间,人们不再围坐着一张八仙桌吃饭,每两人坐一张小桌,每桌上七八个菜,桌上出现了果盘;等到明武宗、明世宗年间,酒席上要请来乐队、舞队助兴,主人也不再亲自下厨,而是花钱雇佣专业厨师整治酒席,钟鸣鼎食,极尽奢华。据嘉靖《建宁府志》记载,同一时期,福建人请客,普通的宴席桌上要上二三十道菜,到了冬天,亲戚互相宴请,杀猪宰牛,大摆宴席,饭桌上盛过菜的空碗无处摆放,摞起来有一尺多高。明孝宗隆庆年间的名士何良俊说,他小时候见人请客,饭桌上只有五道菜,五种果子,只有宴请重要客人或者新媳妇过门的时候,酒席上才增添鱼、虾、蟹、蛤等几样海鲜,但这样的宴席,一年也难得有一两次。等他长大后,普通请吃一顿饭,至少要上十道菜,野味、海鲜、远方特产,均不可或缺。叶梦殊的《阅世编•宴会》记载,明朝末年达官富豪之家,一席之间,水陆毕呈,菜肴多达数十道,士庶及中等人家,宴席的规模也有二三十道菜,至于一桌十几道菜,不过是民间最普通的酒席。
明朝中后期,饮食品种比明初大大丰富,有不少新花样。万历年间,富家大室的餐桌上有山珍,有海味,南方的牡蛎,北方的熊掌,东海的鳆鱼,西域的马奶,可以见到全国各地的特产,所谓“富有四海”,当然普通人家承担不起这种消费,但是明朝史料中记载的浙江人对各地特产的嗜好,则可以反映明朝普通人的消费水平。据记载,越中人喜欢吃各地的特产,他们爱吃北京产的苹果、黄鼠、马牙松,山东的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福建的牛皮糖、福橘饼、红腐乳,苏州的山楂糕、橄榄脯,南京的地粟团、山楂糖、桃门枣,杭州的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菜,台州的瓦楞干、江珧柱,山阴的破塘笋,河蟹、白蛤,鲥鱼等等……越中人非常嘴馋,这些各地的特产,难买到的,就想方设法,一年总要尝到一次,好买的,就月月买,天天买,“日日为口腹谋”,越中人对美食的追求在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部分,别的地方都比不上他们。
讲究饮食似乎成了全社会一种普遍的风气,流风影响,出家的和尚也不能幸免。明朝人王士性的书中记载道,河南一带,一百个和尚中九十九个是酒肉和尚,很难找到一个不喝酒、不吃肉的“唐僧”。正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我自快活享受人生,哪管什么清规戒律,阿弥陀佛,佛祖恕罪则个。
明朝时期,江南经济发达,饮食风气最为奢华,明朝人称天下有“九福”,其中一“福”就是吴越人的“口福”,后来福建、两广迎头赶上,以致有人说“口福则吴越不计闽广”,其实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从江南到塞北,从繁华的都市到偏远的乡村,到处都在追求口腹的享受,明朝饮食文化的发达具有明显的普遍性。
生活奢华、挥金如土自然以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为多,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然对周围各阶层发生影响,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明朝中后期以来,据记载普通百姓也追逐时髦,崇尚享乐,“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
如果太祖穿越到明朝中叶,眼前的景象必然会令他大吃一惊,他会目瞪口呆——OH!MY GOD!这是我的子民吗?——在杭州,人们的家里很少储存粮食,以车夫、佣人为生的底层百姓,白天辛苦劳碌一整天,晚上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来酒和小菜,夫妻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再继续为生活奔忙。北京的市民也是这样,家里的米缸从来不满,衣服和家具却一定要豪华漂亮,不次于达官贵人家。山东博平县从嘉靖中期以后,习俗以欢宴豪饮为豁达。就连远在塞外的宁夏地区,习俗也逐渐与内地等齐。此时,如果还有人坚持旧日悭吝朴素的生活习惯,就会被周围的人嘲笑为迂阔。在浙江桐乡县,穷人的妻子也要戴满头的首饰,家家户户晚上必然喝酒作乐,习俗以悭吝为耻;山东军城县的人不管老少,见到有“敦厚简朴”的人便“窃笑之”。河南人追求享乐更是到了不顾明日、不顾身后的地步,不顾自身消费水平而追求时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变革,都是以社会经济条件为转移的。明朝中后期崇尚奢华、追求时髦的饮食风俗,正是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结果。它标志着明初悭吝朴素、单调刻板的生活方式的巨变,反映了消费习惯、消费结构的巨大变迁。
任何一种风俗的形成,并无所谓美和丑,最主要的是透过社会风俗变迁的表象来探究商品经济对当时社会价值取向的改造,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基本规律。最突出的一点,明朝中后期,富家巨室钟鸣鼎食,有经济实力挥霍浪费固然不足为奇,但穷人居然也不顾自身经济水平,“捶牛击鲜”、“弦歌夜饮”,崇尚时髦、追求享乐的饮食风尚出现普遍化全民化的趋向,这就颇值玩味,与其说是简单的奢侈之风,但不如说是当时中国人消费意识的集体更新,反映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对现世幸福的追求,标志着中国人传统人生态度的变化。
明朝的饮食风俗有着特别而丰富的内涵,富人穷人,男人女人,及时行乐、集体狂欢,以一种特殊的手法装饰着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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