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饮食文化的五大特性
被西方文化界誉为功能派文化人类学开山大师的马林诺夫斯基，说过如下一句十分浅显，但却十分正确的名言：“人类极其关心的是传种与营养。”他所说的“营养”，其实是指人们为维系生命发展基本需要和能量消耗所必要的食料的摄取;而他所说的“传种”，则是人类为了延续生命——事业和理想的继续而生产“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使自己的生命基因通过婚媾孕育下一代以保证种的延续。如同演员走下舞台便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普通人——拥有普通的思想与普通的需求一样，当作为群体与社会生物人的种种文化表象及属性被逐一剥离之后，我们看到人类最关心的真的莫过于这样两件大事。这一点在近代文明以前尤其表现得显明。这一相同的看法，在中国，至迟于两千几百年前便见于文献记载了：“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古人所讲的“食”、“色”，即“饮食”、“男女”，也即是西方现代学者所谓的“营养”与“传种”。
与西方人的认识方法与侧重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很早形成并一贯坚持的看法是将饮食列于食、色二者的首位。“民以食为天”，食是最重要不过的，如俗谚所云：“人生万事，吃饭第一。”不仅位序第一，还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生活内容：“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都与饮食有关。庶民百姓人生如此，国家管理者的大政亦本于此：“八政：一曰食……”。国家大事千头万绪，搞好民食是第一项大政。几千年来，老百姓耕种、收获、吃饭，吃得饱就是“太平盛世”，吃不饱，便来一场“革命”。历朝历代，兴也是因为“吃”，亡也是因为“吃”。吃成了中国改朝换代最直接、最普遍、最根本的原动力与导火线。
正是因为食事在中国百姓民生和国政中居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而食事很早以来便受到历代各阶层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我们民族远古时代的“礼”——最早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便与之结下了深缘：“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皐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早在陶器尚未发明的遥远的古代，先民们便郑重地将精心洗过的米、仔细撕开的小猪肉置于火塘中烧得极热的石块上炙熟后祭献给鬼神，以表达自己的敬畏之情、祈祷之意。待到人死之时，人们则反复呼喊他的名字，让他的魂魄归来。然后则用生米、熟肉来祭享死者。这是汉代学者对上古历史文化的理解。那时，人们生产和生活中无论是吉祥还是凶丧的大事都要祭告鬼神，即他们所理解的人事与自然万事万物的主宰们，总是要拿他们可能有的最贵重美好的食物献祭。食物既是人们的养生之物，也是他们用以“通灵”之具。礼，是少不了食物的，要通过食物的烹饪和献祭来演示和完成。照春秋至汉代时学者们的理解，这种“礼之初”是陶器发明以前的事，距今至少有八千年左右的历史了。从人类的食生活文明发展历史来说，那是在陶烹时代之前的燔炙时代。如同那个埃及和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用以难人的缪斯谜语是适合于全体人类的一样 很显然，人类的饮食生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文明基准与文化风貌的综合反映。如果我们剥离某一民族文化中的食文化因素，即该民族食生产、食生活及全部与食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文化成分，那么，那个民族的面貌一定是极其奇怪的畸形和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我们也无法作这种剥离，因为这种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是无所不在的生命机体的结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相当浓厚强烈的“食”的色彩，也就是一定意义上的该民族的饮食文化，反之亦然。这种情况，越是在历史的来路上追溯得久远便越是明显。食文化的这种广泛渗透生活各个领域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普泛的范畴。
但是，如同千人千面、心情各异一样，一个民族的文化也有自己的个性;各个民族的食文化彼此间也有许多差异，表象的差异和思想心理的深层差异。当我们对中华民族食文化的发展作了系统的历史考察，尤其是对中外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一番比较之后，我们发现几乎没有哪个民族能像中国人的祖先那样，在自己的饮食生活中倾注了如此多的注意力，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如此辉煌独特的创造。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更为鲜明和典型的“饮食色彩”。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饮食色彩”不仅表现在餐桌上，而且表现在中国人食生活的全部过程之中，更表现在他们对自己食生活、食文化的深刻思考与积极创造、孜孜探索中。任何民族文化，最终决定于哲学;哲学的深厚土壤乃在于该民族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水准与特征。因此，饮食生活作为基本的社会生活内容，饮食文化作为主要的文化门类，也就无疑是哲学的肥沃土壤。而哲学的决定作用，在施加于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对该民族饮食生活的风格、饮食文化的特质及思想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中国饮食文化的辉煌发展，主要得益于饮食思想的肇基久远和内蕴丰富。这种深厚坚实的思想渊源，表现为基础理论的四?原则以及相关的五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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